尽管还有些许寒意，但春天毕竟来了。“新时期文学”行将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划上句号，它为我们留下了怀念不已的关于春天的记忆。前辈何其芳曾在1959年9月19日深夜写过一篇题为《文学艺术的春天》的文章，称开国头10年的文学是“到处是色彩，到处是芳香，到处是欣欣向荣的生意”的春天；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近20多年的“新时期文学”，更是一个冰裂后喧哗与骚动，竞相以更多的品种、颜色和香气争妍于家园，在慢慢积淀了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人类世界发言的又一个更有生机的春天？
我们难以忘记艾略特在《荒原》中极具震撼力的诗句：“四月是最残酷的一月／从死的土地孕育出丁香／掺揉着回忆与欲望／用春雨激唤着迟钝的根须”。诗人以鲜活的意象揭示了生命历经挣扎、苦难和考验才得以复活、蓬勃，“生”与“春”并非单纯的欢乐，总是包含着对逝去岁月的记忆——那种显然带有对“死的土地”的痛苦的记忆。我们的“新时期文学”同样是被春雨激唤的。那曾经被人们遗忘的雪，在地层用枯干了的根须维持着文学此一微细的生命；一旦风煦雨润，它必然似“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一切僵死的、僵硬的东西，都无法阻挡它前进的脚步。
我曾多次不好意思地用“作品铺天盖地，精品寥若晨星”苛评创作界。但平静、慈和一些看问题，“新时期文学”的确取得了“十七年文学”无可比拟的成绩，总体水准也超过头一个“文学艺术的春天”。我们造就了五千多名新的作家，涌现了一批可资铭记、可资传颂的新作品，诸如《回答》、《致橡树》、《鱼化石》、《华南虎》（诗）、《受戒》、《绿化树》《爸爸爸》、《蝴蝶》、《玫瑰门》、《爬满青藤的木屋》、《鸡窝洼的人家》、《方舟》、《女人之约》、《长恨歌》、《尘埃落定》（小说）、《我和地坛》、《文化苦旅》、《牛棚杂忆》（散文）以及《车站》、《狗儿爷涅?》、《桑树坪纪事》（戏剧）等等。这些作品以其大器、凝重和灵动的艺术质地，为一时代的悲欢留下了真实而非虚假的见证，“走向世界”也当之无愧。毕竟仅仅20余年的时段，能有如此的实绩，真是来之不易。
如今面临新世纪，“回忆与欲望”依然共时性地生长。若是问及留下了什么？我还是要说：留下春天的记忆。
春天的记忆是欢乐与苦难共生的记忆，也是希望与失落并存的记忆。对于时空意识甚为敏感的中国作家来说，以追忆往昔去寻求理想，以在物质上争取实现的过程在精神上的回响去“改造”生活，以逻辑的或想象的力量拥有对“历史”或“现实”作艺术处理的“诗化时间”，已成为我们一条宝贵的文学经验。保持而非抹去记忆，我们的文学就有可能经常处于过去与现在相互作用状态下的联系，不但可以扩展叙事（或抒唱）的时间界限，而且还使我们切切实实地站在“世纪”或“时期”的长廊里左顾右盼前后对照，看清楚、也尽可能写清楚悲愁、苦难、血泪、喧腾与繁富。问题在于，这个时期，这个“当下”，我们仍然面对历史的积重和现实的艰辛。文学虽难以“立竿见影”、“救世济民”，总还有为冬天到春天留下一些印记的责任。今日的时尚，善良的人们似乎过多追逐“生活的质量”而忽略“精神的分量”，甚至一些人（包括某些作者）在苦难与艰辛面前闭起眼睛，忘却历史，抹去记忆。我们远远没有抵达可以绝对地逍遥自娱、玩弄口腔快感的“狂欢节”。苦与乐、祸与福相生相成的记忆是文学界不可抛却的思想资源。倘若一味地置身于飘浮的游戏、低俗和无聊之中，文学再次遭遇不幸是可以想见的。
我们不能成为健忘者。20年的沧桑已使新貌与旧貌迥然不同，但这不长的路途遇到多少坎坷、多少风雨、多少“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也应该留在我们文学研究者的记忆中。文学研究并非文学创作的“婢女”，本身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文学研究不可满足于“时评”，不可游弋于大话、空话、套话、训戒之言和“八股”之调。它需要和作家真切的交流与沟通，更需要在阅读与诠释中有一份独特的创造性的理解和识见。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和文学研究所从事当代理论与创作研究的同事们一起，在90年代初经营了《新世纪文丛》（已再版），为80年代文学留下一些记忆；近两年，策划了《90年代文学观察丛书》（十册，已面世），试图以学理性为这个时段勾画一道风景线；最近，又设计并投入《共和国文学50年》的课题研究，集思广益，企求从半个世纪的文学记忆中，开掘一些带有规律性、示警性的话题。我们将为之而努力。
当我们更自觉地将历史性记忆和苦乐交织的记忆铸成文学情感与经验并内化于心性血脉，可以确信，创作的丰富和批评的繁盛会在不远的日子联袂而来。这或许正是我们许多作家、批评家对春天的一份承诺。
